（改写后的文本贵盈配资，约1200字）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军衔最高的陆军上将王陵基。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军已丧失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即便敞开大门任其离开，不出半日他必定自行返回——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四川王如今连挤牙膏、刮胡子这样的小事都需要他人代劳，更不知该去何处解决食宿问题。相比之下，管理所里至少还有王耀武、杜聿明等旧识可以照应，就连素以暴戾著称的猛子徐远举，面对王陵基时也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
徐远举的恭敬自有其深层原因。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他实际职务全称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而王陵基早在1943年就晋升陆军上将，不仅是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更在西南地区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位曾当众掌掴蒋介石、与张群陈果夫称兄道弟的老牌军阀，要撤换徐远举甚至取其性命都易如反掌。尤其在戴笠死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权势大不如前，像徐远举、周养浩这类特务少将，在王陵基这样的军阀元老面前只能谨小慎微。
展开剩余75%徐远举不敢招惹的不仅是王陵基，对杜聿明和王耀武同样敬畏。在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中，杜聿明排名第三十四位，前后分别是阎锡山、周至柔、桂永清和王叔铭，这些名字在蒋介石集团的分量可见一斑。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蒋介石心目中，王耀武与杜聿明究竟谁更可恨？
王耀武被俘前身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等七项要职；杜聿明则同时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实际指挥着两大战区。蒋介石惯于将病痛缠身的杜聿明当作救火队长，哪里战事吃紧就派往哪里。这种重用导致杜聿明断送的国军数量惊人：辽沈战役损失38万人，淮海战役折损55万精锐，两大战役合计近百万人——这相当于蒋介石当时过半的精锐部队。
需要说明的是贵盈配资，解放战争期间国军总损失800万，但实际常备军力仅三四百万。蒋介石采取打光一批再征一批的策略，精锐消耗后就用杂牌军和抓壮丁补充。且其中桂系、晋绥军等派系部队根本不听调遣，傅作义部更是听调不听宣，使得蒋介石的指挥体系支离破碎。
相较之下，王耀武的战果就逊色许多。作为山东战区最高指挥官，他手中仅有9个正规旅和4个保安旅，总兵力11万人。在叠床架屋的指挥体系下，他既要服从参谋总长陈诚，又要听命于徐州剿总刘峙。莱芜战役中，王耀武准确判断战局命令李仙洲撤退，但这位黄埔一期的副司令因陈诚干预而犹豫不决，最终导致5.6万人被歼。王耀武曾消极表示：就是开着美国拖拉机回家种地，也比打内战强。
从军事指挥规模看，两人确实不在同一层级：杜聿明统率百万大军，王耀武最多时不过20万人；杜损失兵力是王的近十倍。这种差距源于资历深浅——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天子门生，王耀武仅是三期生。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军中，杜聿明北伐时期就任中校连长时，王耀武还只是少尉排长。
《特赦1959》中有一段精辟评价：王耀武影响限于华东，杜聿明关乎全国战局。丢山东与失东北中原，显然后者更致命。但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对王耀武的责骂反而更甚。究其原因，杜聿明虽屡战屡败，但对蒋介石唯命是从；王耀武却常据理力争，甚至当面抗命。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明知参谋长郭汝瑰的部署有问题，却因怕失宠信而不敢力争；而王耀武在莱芜战役前，直接越过陈诚向李仙洲下达撤退命令。
历史无法假设贵盈配资，但值得思考：若将两人位置互换，战局会如何演变？以王耀武的战术素养指挥辽沈战役，或以杜聿明的服从性格固守济南，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不过这种假设终究难以成立——在森严的等级体系下，黄埔三期的王耀武根本指挥动那些一期学长们统率的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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